作 者：余敦康
出 版 社：北京大学出版社
索 书 号：B235.05/1
馆 藏 地 址：北魏文献馆
魏晋玄学作为中华民族思想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贝思盈配资，其学术价值与思想魅力至今仍吸引着众多学者深入研究。余敦康先生所著《魏晋玄学史》以其严谨的学术框架和深刻的哲学洞察，为我们展现了魏晋玄学从正始玄学到东晋佛玄合流的完整演进脉络。
余敦康（1930年5月—2019年7月14日），享年89岁，是哲学家、教育家，湖北汉阳人，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。生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，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全国政协委员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。主要著作有：《易学今昔》《内圣外王的贯通》《中国哲学论集》《宗教·哲学·伦理》《周易现代解读》等。
展开剩余78%先生在第一章开宗明义，提出“魏晋玄学的产生”，将汉魏之际的社会剧变作为玄学兴起的逻辑起点。东汉末年的政治腐败、党锢之祸及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，导致传统儒学信仰体系崩塌，士人群体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工具以安顿精神世界。作者在“魏、蜀、吴三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模式”一节中，通过分析曹魏的“名法之治”、蜀汉的“儒道互补”与孙吴的“黄老刑名”，揭示了不同政权的治国方略如何为玄学思潮提供实践土壤。而“汉魏之际的思想演变”则进一步梳理了道家哲学的复兴轨迹——从东汉末年的《老子河上公章句》到何晏、王弼的“贵无论”，展现了道家从民间信仰向思辨哲学的转型过程。
正始时期的何晏、王弼是玄学初兴的代表性人物，余敦康将其思想体系概括为“贵无论玄学”。在第三章“何晏的玄学思想”中，作者重点剖析了“本体论思想的确立”这一核心命题。何晏以《道德论》为核心，提出“以无为本”的哲学命题，将《老子》的“道”抽象为超越具体存在的形上本体，这一创见打破了汉儒“天人感应”的神学框架，为魏晋哲学奠定了理性思辨的基础。然而，何晏的本体论存在对“本体与现象相互联结的探索”不足的问题，其“贵无”倾向亦导致了“玄学思想的缺陷”，如空谈风的滋生，这为王弼的理论修正提供了空间。
王弼的玄学体系则在第四至八章中得到系统阐释。其《老子指略》《周易略例》等著作通过“解释学”的方法创新，将道家本体论与儒家经典相融合。在《周易注》的社会整体观中，王弼提出“举本统末”“以无为化有”的方法论，既肯定“无”作为本体的优先性贝思盈配资，又强调“名教”作为现象界的必要性，其“内圣外王之道”试图在个体精神自由与社会秩序之间寻求平衡。这种“贵无而不废有”的辩证思维，标志着玄学本体论从抽象思辨向现实关怀的深化。
进入竹林玄学阶段，阮籍、嵇康的“自然论玄学”展现出更为激进的思想特质。余敦康在第九章指出，二人玄学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从“礼法之士”到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的转变。阮籍的《大人先生传》以“自然”为核心范畴，批判儒家“礼法”的虚伪性，其“自我意识与精神境界”通过《咏怀诗》中的生命悲怆得以淋漓展现；嵇康则在《释私论》《声无哀乐论》中，从伦理和艺术领域论证“自然之性”的合理性，其“越名教”的主张体现了魏晋士人对个性解放的追求。尽管二人最终因政治迫害而结局悲惨，但其“自然论”无疑将玄学的批判锋芒指向了现实政治秩序。
西晋时期的玄学呈现出多元分化趋势。裴頠的“崇有论玄学”在第十章被定位为对“贵无论”的反拨，其《崇有论》以“无不能生有”的逻辑论证，重申“有”作为存在根基的实在性，试图为儒家纲常提供形而上的辩护；郭象的“独化论玄学”则在第十一章得到详尽分析。郭象通过注解《庄子》，提出“独化于自然”的命题，将“自然”解释为“自己如此”的存在状态，既否定“无”的创生作用，又消解了“我”的主体性，其“物各自然，起于自然”的思想构建了一套自足的宇宙论体系，标志着玄学本体论的终极完成。
东晋时期，玄学与佛学的合流成为思想主流。余敦康在第四部分专辟章节讨论“六家七宗”与“佛玄合流思潮”。以道安、慧远为代表的僧侣通过“本无宗”“心无宗”等命题，将玄学本体论移植于佛教般若学，而鸠摩罗什的传译活动则进一步推动了“格义”方法的深化。竺道生提出的“顿悟说”与“一阐提皆得成佛”论，既继承了郭象“独化”的内在超越精神，又为禅宗思想埋下伏笔。这种“佛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佛学”的互动，最终重塑了中古思想的格局。
余敦康所著《魏晋玄学史》以“正始—竹林—西晋—东晋”的四阶段划分，清晰展现了玄学从本体论构建到佛玄合流的演进逻辑。这一思潮不仅标志着中国哲学从经学时代向子学时代的转型，其“言意之辨”“有无之辨”的哲学命题更深远影响了宋明理学的范畴体系。在当代思想语境中，重新审视魏晋玄学的“自然与名教之辩”，仍能为我们理解个体自由与社会规范的关系提供历史镜鉴。
推文：朱晓娟
部门：北魏文献馆
排版：康一凡
校对：高中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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